古代打造兵器的过程
中国古代兵器制造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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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e of weaponry in ancient China/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 *** /
中国古代兵器萌芽于原始社会晚期，当时只是以石块、竹木、骨角为原料，经砍削、打磨、烘烤，制成弓、箭、刀、矛、棍等。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了适应对外进行战争和对内维护统治的需要，兵器制造一直是统治阶级高度重视的官营手工业部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战争的发展,兵器制造技术不断提高,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管理体制逐步完备。它大体经历了青铜兵器、钢铁兵器和火器3个发展阶段。
青铜时代的兵器制造，中国的青铜兵器大约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在甘肃省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距今约5000年的青铜小刀，是冶炼工艺尚处于将铜、锡、铅矿石混合炼铸青铜的初级阶段的制品。这种工艺不易掌握青铜的成分配比。从商到西周，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鼎盛时期，现已发现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有河南省的郑州、安阳、洛阳,湖北省的盘龙城,江西省的清江、吴城等处，分布地域较广。历年出土的商朝青铜兵器数以万计，主要有斧、钺、戈、矛、刀、镞、胄等。如在河南省安阳市侯家庄的1004号商代墓中，出土铜戈72件，铜矛731件，铜胄141件。这时的冶炼工艺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它是先将矿石分别炼出铜、锡、铅或铅锡合金后，再按一定比例混合熔炼，易于掌握青铜的成分配比，铸造出的兵器形制复杂，纹饰精美，质地优良。湖北省江陵县出土的越王勾践青铜剑（见彩图[春秋时期越王勾践青铜剑(湖北江陵望山出土)]）和山西省原平县出土的吴王光青铜剑，都进行过表面处理，虽在地下埋藏了近2500年，至今依然花纹清晰，光洁如新。湖南省长沙市、广西省恭城县等地出土的春秋青铜剑，还采用了高锡青铜与低锡青铜的复合材料，刃部含锡量高，坚硬；脊部含锡量低，柔韧,使得青铜剑刚柔相济。到战国初期,青铜冶铸的规模和分布地区继续扩大。湖北省随县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群总重量达10吨，其中有三戈戟、戈殳、镞、矛等多种精美的铜兵器，数量达4500余件。反映了春秋战国时青铜铸造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在铜兵器发展的同时，战车、战船、弓箭、皮甲、橹盾、云梯等采用了许多先进技术，也都得到了发展。成书于春秋末期的《考工记》，集中反映了当时手工业技术的水平，比较完整地记述了制造兵器的工艺和规范，如对材料选择、加工工艺、检验手段等都有科学的叙述。尤其是书中关于青铜合金成分配比的“六齐”规律，反映了人们已认识到铸造兵器时，含锡量过低，兵器韧而不坚，杀伤力不大；含锡量过高，兵器硬而发脆，容易折断。从而可自觉地掌握铜、锡、铅的配比，制造出优良的兵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合金性能与合金成分配比关系的科学总结。
铁器时代的兵器制造 中国的人工冶铁技术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发明。战国之后，冶铁技术不断进步，促进了铁兵器的发展。这些新技术集中表现为两方面：①提高铁兵器的硬度和韧性。湖南省长沙市出土的一把春秋末期钢剑，已采用把块炼铁长时间渗碳、反复锻打成块炼渗碳钢的技术，比铁剑锐利而坚韧。河北省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晚期的剑和戟，具有坚硬的高碳钢刃部和坚韧的剑身，经鉴定是先用低碳钢锻打，再经表面渗碳和淬火处理而成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出土的汉武帝时的铁甲，甲片是用块炼铁经过渗碳、反复锻打、退火、表面渗碳等工序制成，提高了甲片的硬度。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西汉燕王墓出土的环首刀，采用了铸铁固体脱碳成钢法，夹杂物质很少。汉朝流行一种“百炼钢”技术，制出含碳量高、杂质少、组织均匀、耐腐蚀性好的优质钢。山东省苍山县出土的汉朝“卅”钢环首刀,江苏省徐州出土的汉朝“五十”钢剑,日本奈良出土的东汉灵帝“百”钢刀，都使用了“百炼钢”技术。三国时期,钢铁热处理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太平御览·兵部》引《蒲元传》记载，蜀国蒲元造刀必用爽烈的蜀江之水, 而不能用性软的汉水, 反映了中国人民很早就掌握了质量不同的水会影响淬火效果的科学道理《北齐书·方伎传》记载,綦母怀文造宿铁刀“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使用了多种淬火冷却介质，所造钢刀锋利异常，斩甲过三十札。②提高铁兵器的生产能力。初期的块炼钢费工费时，产量很少，故在秦朝以前，仍然是铜铁兵器并用。汉朝以后，先后采用了生铁冶铸、铸铁脱碳钢、灌钢、炒钢等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的先进工艺，使铁兵器逐步增多。如在河北省满城县西汉刘胜墓中出土了用钢制造的消耗量很大的箭镞。东汉以后，青铜兵器终由钢铁兵器取代。
在铁兵器发展的同时，其他种类的兵器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出土于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青铜剑和箭镞,有的表面有铬盐氧化层,起了良好的防蚀作用。满城汉墓出土用灰口铁铸成的战车上的铁轴瓦，具有较高的耐磨性和较小的摩擦阻力，改善了战车的性能。汉朝造船技术已趋成熟，所造楼船高大雄伟，舱室多达4层,是当时水军的主要战舰，橹、帆等先进船舶技术也出现了。汉朝造弩最盛，弩机望山上标有刻度，用以瞄准。东汉制造弹射力更强的床弩。三国时，诸葛亮改进连弩，“一弩十矢俱发”，提高了发射速度。利用杠杆原理的（即抛石机），从春秋到唐朝始终为攻防战的远射利器。官渡之战时，曹操令造车，号“霹雳车”，提高了的机动性。唐李光弼制成用 200人挽索发射的重型。南北朝时，石油开始用于火攻。
火器出现后的兵器制造 据文献记载,10世纪时,火药已用于火攻。宋朝以后，火器迅速发展，先后出现了燃烧、爆炸、射击火器，表明了火药制造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早期的火药成分较杂，硝的比重也不大。成书于宋庆历四年(1044)的官修《武经总要》记载的 3个 *** ，成分多达十几种，硝与硫的比例在3:1到2:1之间，主要起燃烧及发烟、施毒等作用。到了元朝，火药只保留了3种基本成分,如在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的元朝铜手铳中残存的一些黑火药，经化验只含有硝石、硫黄和木炭。明初焦玉著《火龙神器阵法》，记载了十几种3成分 *** ,可根据引燃、发射、爆炸、喷火等不同用途配制出各种火药，其中有的成分很接近于近代黑火药的标准配比（硝75％、硫10％、炭15％）。明万历年间，赵士桢在《神器谱》中，记述了制火药时，用萝卜、蛋清提纯硝的 *** ，强调了火药的颗粒要细而均匀，“上粗大者不用,下细者不用,止取如粟米一般者入铳”，认识到火药燃烧速度与火药颗粒大小的密切关系。随着火药性能的改进，火器制造水平不断提高。《神器谱》记载明末制鸟铳，用熟铁打造法，质韧而坚。制铳管时，采用钻孔的先进工艺，技术日益精密。明末焦勖在《火攻挈要》中，之一次记述了以口径为基数确定火炮各部位的比例数据，使火炮制造有了科学依据，直至清朝仍是制造火炮的主要依据。
宋和明是火器生产的两个 *** 时期。北宋时，组织了火药兵器的成批生产，京师开封（今河南开封）设有广备攻城作，拥有工匠5000人，由10作组成，火药作为首。南宋时，在一些军事重镇都设有火器制造工场，生产能力很高。如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在两年三个月内“创造、添修火攻器具共六万三千七百五十四件”（参阅《景定建康志》）。到南宋晚期，火器在兵器中的比重增大,抗击金军、元军已离不开火器。元末明初时,火铳有很大的发展，从铜铸到铁铸,从小型到大型,从零星生产到大批生产。明初40年内，仅生产“天字”、“胜字”、“功字”、“英字”火铳即达13万多件。明嘉靖以后，火器品种猛增，茅元仪辑《武备志》（1621年初刊）就收录有15大类、近200种火器。
在近代枪炮出现之前，火器的战术性能还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始终未能完全取代冷兵器。宋朝以后,冷兵器仍在不断改进和发展。宋初,设有弓弩院,兵匠达1042人，“岁造弓弩、箭镞等凡千六百五十余万”（《玉海》卷一五一）。后又设南北造箭库、弓弩造箭院等，工匠达1071人，“戎具精劲，近古未有”。宋初使用的“三弓八牛床子弩”，以70人张发，一次射箭数十支,远达300步(约合465米)。宋神宗时,李宏进献的“神臂弓”,1人发射，远及240步（约合372米），“施于军事，实有奇功”。后韩世忠又加以改进，制成“克敌弓”，“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约合558米）”,可以贯穿重甲。宋朝的冶金技术又有发展，经反复锻打而成的“蟠钢剑”，杂质极少，组织致密，因而刚柔相济，不仅削铁如泥，且可屈之如钩,纵之复直,有良好的弹性。边疆少数民族用冷锻法制成的“瘊子甲”，甲片表面光滑如镜，硬度很高，“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宋沈括撰《梦溪笔谈》）。宋朝使用很广泛，开禧三年(1207)，金军攻击襄阳（今属湖北省），曾使用千余座抛射火器。元至元十年(1273)，元军攻襄阳，用 *** 人亦思马因制，称“ *** ”，利用重力下坠抛掷石弹，重达150斤。宋元时,造船技术发展迅速。宋朝每年造船3000多艘，元朝每年造战船5000多艘。明初，郑和下西洋，更大的船长达137米，舵杆长11.07米，张12帆，可运载上千人，是世界公认的当时优良的海船。在火器发展过程中，具有机动力、打击力和防护力的战车也随之发展，这种战车四周围有屏障,车中放置轻重火器,用畜力或人力挽曳，在明代的野战中显示了很大的优越性。
中国古代兵器制造业的管理体制 早在春秋时期，国君已开始设官统一管理兵器制造部门。《考工记》记载，周王设“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战国时期，兵器主要由各国府库附属的作坊制造，设造者、主造者、监造者三级管理,兵器上常要题铭,以考核兵器的质量。秦由管理宫廷事务的少府掌管兵器 *** 。汉少府中有职官“考工令”,主作兵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实行盐铁官营，在全国设铁官49处，冶铸兵器及农具。为了加强兵器的管理，汉制诸侯王不得私作兵器，民间若私铸铁器，要处“左趾”(用铁钳束住左趾)的刑罚。北周建德四年(575)置军器监,首创在中央一级设置独立的兵器制造业的管理机构。隋仍置少府监,领尚方,掌兵器制造,下辖甲铠署、弓弩署。唐却承继了北周的建制,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设军器监,领甲坊署、弩坊署。据唐官修的《唐六典》记载，国家有制造兵器的统一标准。北宋初，只由三司使中的盐铁使典领胄案，主兵器制造。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变法，仿唐制设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兵器制造大为改观。南宋以后，开始由工部参与制造兵器。元朝注重造兵，中央依次由军器局、军器监、武备监、武备寺、武备院等主管造兵，机构品级越提越高。各路设军器人匠提举司、军器局，辖各州县的甲局、弓局、箭局、弦局、杂造局等，造兵机构遍于全国。军队并带有工匠，随军制造各种应急兵器。明朝的兵器制造分由工部和内府监局主管，下辖军器局、兵仗局、火药局等，其中的盔甲厂、王恭厂有工匠9200余名。清朝仍由工部和内务府分管造兵，设有武备院、八旗炮厂、八旗火药厂等。嘉庆以后，火器制造处于停滞状态。/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 *** /
中国古代的兵器制造曾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象铜铁冶炼的一些工艺技术要早于其他国家几百年，火药、火器的发明和西传更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这些杰出的成就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智慧。但是到了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停滞不前，中国古代兵器制造业也发展迟缓，到1840年之一次 *** 战争时，已大大落后于西方。
中国古代兵器萌芽于原始社会晚期，当时只是以石块、竹木、骨角为原料，经砍削、打磨、烘烤，制成弓、箭、刀、矛、棍等。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了适应对外进行战争和对内维护统治的需要，兵器制造一直是统治阶级高度重视的官营手工业部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战争的发展,兵器制造技术不断提高,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管理体制逐步完备。它大体经历了青铜兵器、钢铁兵器和火器3个发展阶段。 青铜时代的兵器制造 中国的青铜兵器大约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在甘肃省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距今约5000年的青铜小刀，是冶炼工艺尚处于将铜、锡、铅矿石混合炼铸青铜的初级阶段的制品。这种工艺不易掌握青铜的成分配比。从商到西周，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鼎盛时期，现已发现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有河南省的郑州、安阳、洛阳,湖北省的盘龙城,江西省的清江、吴城等处，分布地域较广。历年出土的商朝青铜兵器数以万计，主要有斧、钺、戈、矛、刀、镞、胄等。如在河南省安阳市侯家庄的1004号商代墓中，出土铜戈72件，铜矛731件，铜胄141件。这时的冶炼工艺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它是先将矿石分别炼出铜、锡、铅或铅锡合金后，再按一定比例混合熔炼，易于掌握青铜的成分配比，铸造出的兵器形制复杂，纹饰精美，质地优良。湖北省江陵县出土的越王勾践青铜剑（见彩图[春秋时期越王勾践青铜剑(湖北江陵望山出土)]）和山西省原平县出土的吴王光青铜剑，都进行过表面处理，虽在地下埋藏了近2500年，至今依然花纹清晰，光洁如新。湖南省长沙市、广西省恭城县等地出土的春秋青铜剑，还采用了高锡青铜与低锡青铜的复合材料，刃部含锡量高，坚硬；脊部含锡量低，柔韧,使得青铜剑刚柔相济。到战国初期,青铜冶铸的规模和分布地区继续扩大。湖北省随县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群总重量达10吨，其中有三戈戟、戈殳、镞、矛等多种精美的铜兵器，数量达4500余件。反映了春秋战国时青铜铸造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在铜兵器发展的同时，战车、战船、弓箭、皮甲、橹盾、云梯等采用了许多先进技术，也都得到了发展。成书于春秋末期的《考工记》，集中反映了当时手工业技术的水平，比较完整地记述了制造兵器的工艺和规范，如对材料选择、加工工艺、检验手段等都有科学的叙述。尤其是书中关于青铜合金成分配比的“六齐”规律，反映了人们已认识到铸造兵器时，含锡量过低，兵器韧而不坚，杀伤力不大；含锡量过高，兵器硬而发脆，容易折断。从而可自觉地掌握铜、锡、铅的配比，制造出优良的兵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合金性能与合金成分配比关系的科学总结。 铁器时代的兵器制造 中国的人工冶铁技术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发明。战国之后，冶铁技术不断进步，促进了铁兵器的发展。这些新技术集中表现为两方面：①提高铁兵器的硬度和韧性。湖南省长沙市出土的一把春秋末期钢剑，已采用把块炼铁长时间渗碳、反复锻打成块炼渗碳钢的技术，比铁剑锐利而坚韧。河北省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晚期的剑和戟，具有坚硬的高碳钢刃部和坚韧的剑身，经鉴定是先用低碳钢锻打，再经表面渗碳和淬火处理而成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出土的汉武帝时的铁甲，甲片是用块炼铁经过渗碳、反复锻打、退火、表面渗碳等工序制成，提高了甲片的硬度。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西汉燕王墓出土的环首刀，采用了铸铁固体脱碳成钢法，夹杂物质很少。汉朝流行一种“百炼钢”技术，制出含碳量高、杂质少、组织均匀、耐腐蚀性好的优质钢。山东省苍山县出土的汉朝“卅”钢环首刀,江苏省徐州出土的汉朝“五十”钢剑,日本奈良出土的东汉灵帝“百”钢刀，都使用了“百炼钢”技术。三国时期,钢铁热处理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太平御览·兵部》引《蒲元传》记载，蜀国蒲元造刀必用爽烈的蜀江之水, 而不能用性软的汉水, 反映了中国人民很早就掌握了质量不同的水会影响淬火效果的科学道理《北齐书·方伎传》记载,綦母怀文造宿铁刀“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使用了多种淬火冷却介质，所造钢刀锋利异常，斩甲过三十札。②提高铁兵器的生产能力。初期的块炼钢费工费时，产量很少，故在秦朝以前，仍然是铜铁兵器并用。汉朝以后，先后采用了生铁冶铸、铸铁脱碳钢、灌钢、炒钢等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的先进工艺，使铁兵器逐步增多。如在河北省满城县西汉刘胜墓中出土了用钢制造的消耗量很大的箭镞。东汉以后，青铜兵器终由钢铁兵器取代。 在铁兵器发展的同时，其他种类的兵器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出土于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青铜剑和箭镞,有的表面有铬盐氧化层,起了良好的防蚀作用。满城汉墓出土用灰口铁铸成的战车上的铁轴瓦，具有较高的耐磨性和较小的摩擦阻力，改善了战车的性能。汉朝造船技术已趋成熟，所造楼船高大雄伟，舱室多达4层,是当时水军的主要战舰，橹、帆等先进船舶技术也出现了。汉朝造弩最盛，弩机望山上标有刻度，用以瞄准。东汉制造弹射力更强的床弩。三国时，诸葛亮改进连弩，“一弩十矢俱发”，提高了发射速度。利用杠杆原理的（即抛石机），从春秋到唐朝始终为攻防战的远射利器。官渡之战时，曹操令造车，号“霹雳车”，提高了的机动性。唐李光弼制成用 200人挽索发射的重型。南北朝时，石油开始用于火攻。 火器出现后的兵器制造 据文献记载,10世纪时,火药已用于火攻。宋朝以后，火器迅速发展，先后出现了燃烧、爆炸、射击火器，表明了火药制造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早期的火药成分较杂，硝的比重也不大。成书于宋庆历四年(1044)的官修《武经总要》记载的 3个 *** ，成分多达十几种，硝与硫的比例在3:1到2:1之间，主要起燃烧及发烟、施毒等作用。到了元朝，火药只保留了3种基本成分,如在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的元朝铜手铳中残存的一些黑火药，经化验只含有硝石、硫黄和木炭。明初焦玉著《火龙神器阵法》，记载了十几种3成分 *** ,可根据引燃、发射、爆炸、喷火等不同用途配制出各种火药，其中有的成分很接近于近代黑火药的标准配比（硝75％、硫10％、炭15％）。明万历年间，赵士桢在《神器谱》中，记述了制火药时，用萝卜、蛋清提纯硝的 *** ，强调了火药的颗粒要细而均匀，“上粗大者不用,下细者不用,止取如粟米一般者入铳”，认识到火药燃烧速度与火药颗粒大小的密切关系。随着火药性能的改进，火器制造水平不断提高。《神器谱》记载明末制鸟铳，用熟铁打造法，质韧而坚。制铳管时，采用钻孔的先进工艺，技术日益精密。明末焦勖在《火攻挈要》中，之一次记述了以口径为基数确定火炮各部位的比例数据，使火炮制造有了科学依据，直至清朝仍是制造火炮的主要依据。 宋和明是火器生产的两个 *** 时期。北宋时，组织了火药兵器的成批生产，京师开封（今河南开封）设有广备攻城作，拥有工匠5000人，由10作组成，火药作为首。南宋时，在一些军事重镇都设有火器制造工场，生产能力很高。如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在两年三个月内“创造、添修火攻器具共六万三千七百五十四件”（参阅《景定建康志》）。到南宋晚期，火器在兵器中的比重增大,抗击金军、元军已离不开火器。元末明初时,火铳有很大的发展，从铜铸到铁铸,从小型到大型,从零星生产到大批生产。明初40年内，仅生产“天字”、“胜字”、“功字”、“英字”火铳即达13万多件。明嘉靖以后，火器品种猛增，茅元仪辑《武备志》（1621年初刊）就收录有15大类、近200种火器。 在近代枪炮出现之前，火器的战术性能还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始终未能完全取代冷兵器。宋朝以后,冷兵器仍在不断改进和发展。宋初,设有弓弩院,兵匠达1042人，“岁造弓弩、箭镞等凡千六百五十余万”（《玉海》卷一五一）。后又设南北造箭库、弓弩造箭院等，工匠达1071人，“戎具精劲，近古未有”。宋初使用的“三弓八牛床子弩”，以70人张发，一次射箭数十支,远达300步(约合465米)。宋神宗时,李宏进献的“神臂弓”,1人发射，远及240步（约合372米），“施于军事，实有奇功”。后韩世忠又加以改进，制成“克敌弓”，“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约合558米）”,可以贯穿重甲。宋朝的冶金技术又有发展，经反复锻打而成的“蟠钢剑”，杂质极少，组织致密，因而刚柔相济，不仅削铁如泥，且可屈之如钩,纵之复直,有良好的弹性。边疆少数民族用冷锻法制成的“瘊子甲”，甲片表面光滑如镜，硬度很高，“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宋沈括撰《梦溪笔谈》）。宋朝使用很广泛，开禧三年(1207)，金军攻击襄阳（今属湖北省），曾使用千余座抛射火器。元至元十年(1273)，元军攻襄阳，用 *** 人亦思马因制，称“ *** ”，利用重力下坠抛掷石弹，重达150斤。宋元时,造船技术发展迅速。宋朝每年造船3000多艘，元朝每年造战船5000多艘。明初，郑和下西洋，更大的船长达137米，舵杆长11.07米，张12帆，可运载上千人，是世界公认的当时优良的海船。在火器发展过程中，具有机动力、打击力和防护力的战车也随之发展，这种战车四周围有屏障,车中放置轻重火器,用畜力或人力挽曳，在明代的野战中显示了很大的优越性。 中国古代兵器制造业的管理体制 早在春秋时期，国君已开始设官统一管理兵器制造部门。《考工记》记载，周王设“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战国时期，兵器主要由各国府库附属的作坊制造，设造者、主造者、监造者三级管理,兵器上常要题铭,以考核兵器的质量。秦由管理宫廷事务的少府掌管兵器 *** 。汉少府中有职官“考工令”,主作兵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实行盐铁官营，在全国设铁官49处，冶铸兵器及农具。为了加强兵器的管理，汉制诸侯王不得私作兵器，民间若私铸铁器，要处“左趾”(用铁钳束住左趾)的刑罚。北周建德四年(575)置军器监,首创在中央一级设置独立的兵器制造业的管理机构。隋仍置少府监,领尚方,掌兵器制造,下辖甲铠署、弓弩署。唐却承继了北周的建制,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设军器监,领甲坊署、弩坊署。据唐官修的《唐六典》记载，国家有制造兵器的统一标准。北宋初，只由三司使中的盐铁使典领胄案，主兵器制造。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变法，仿唐制设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兵器制造大为改观。南宋以后，开始由工部参与制造兵器。元朝注重造兵，中央依次由军器局、军器监、武备监、武备寺、武备院等主管造兵，机构品级越提越高。各路设军器人匠提举司、军器局，辖各州县的甲局、弓局、箭局、弦局、杂造局等，造兵机构遍于全国。军队并带有工匠，随军制造各种应急兵器。明朝的兵器制造分由工部和内府监局主管，下辖军器局、兵仗局、火药局等，其中的盔甲厂、王恭厂有工匠9200余名。清朝仍由工部和内务府分管造兵，设有武备院、八旗炮厂、八旗火药厂等。嘉庆以后，火器制造处于停滞状态。 中国古代的兵器制造曾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象铜铁冶炼的一些工艺技术要早于其他国家几百年，火药、火器的发明和西传更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这些杰出的成就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智慧。但是到了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停滞不前，中国古代兵器制造业也发展迟缓，到1840年之一次 *** 战争时，已大大落后于西方。
“潘”姓的由来
百家姓中，潘姓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姓氏。史传商朝时，舜的后代在潘地建立潘子国，子孙以国为氏，因舜姓姚，故称姚姓潘国。至商朝末期，周武王灭商，将潘地封与其弟毕公高之季子季孙，他们也以潘地为姓，是为姬姓潘国。两姓潘国由于势弱国小，均不见于经传。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楚国占领潘国，封为邑，子孙以潘为姓，即芈姓潘氏。楚国公子商臣之师潘崇为芈姓潘氏之始祖，今潘氏人群主要由芈姓潘氏组成。
除此之外，赐姓为潘、外姓改潘以及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改为潘姓，也是潘姓由来的重要途径。
一、潘姓迁变
历史上潘姓并无大的变迁，先秦时期，潘姓最初活跃于陕西、河南、山西和湖北地区。唐朝以后，潘姓向甘肃、河北及山东等地发展。潘姓在南方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中原两次南下移民福建之时。
潘姓自立姓以来，名人不绝于史书，堪称济济多士。古代有东汉尚书左丞潘勖，三国时代东吴名将潘、潘璋，西晋文学家潘岳、潘尼，北宋名将潘美，明文学家潘之恒，明清思想家潘平格等。而在近现代历史上，潘氏家族更是名人辈出，如：著名心理学家潘菽、画家兼美术教育家潘天寿、京剧演员潘心源、著名女画家兼雕塑家潘玉良、哲学家潘梓年、社会和人口学家潘光旦和中国 *** 的先驱潘汉年等。
二、潘姓名人
风流才子潘安
潘岳，又名潘安，字安仁，西晋文学家，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曾任河阳令、著作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长于诗赋，尤善哀诔之文，辞藻华丽，与陆机齐名，并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赞语。在晋代文学史上，他与潘尼并称“两潘”。潘岳的诗赋和诔作主要收集在《潘黄门集》中，其中诗歌有《悼亡诗三首》、《河阳县作诗》二首等，赋有《秋兴赋》、《闲居赋》等。
潘岳的仕途并不平坦，曾因作《籍田赋》而招致忌恨，滞官不迁达10年之久。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前后，回到洛阳。在这一时间，他经常参与依附贾谧的文人集团“二十四友”之游，是其中的首要人物。
沈石溪的作品
沈石溪
简介： 沈石溪，原名：沈一鸣。上海人，生于1952年10月，汉族。 *** 党员。大专文化。职称文学创作2级。1982年10月加入省作协，1985年9月加入中国作协。 生于上海亭子间。从小体弱多病，与各种体育奖杯无缘。1969年初中毕业赴西双版纳傣族村寨插队落户。会捉鱼会盖房会犁田会栽秧。当过水电站民工、山村男教师。1975年应征入伍，官拜宣传股长。在云南边疆生活了18年，娶一妻，生一子。1992年调任 *** 创作室。擅长写动物小说，努力笔耕，以养家糊口尽男人之天职。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作协理事。1952年10月生于上海，1969年赴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村寨插队落户。1972年调当地山区小学当教员。1975年当兵。1980年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1985年考入 *** 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为 *** 政治部创作室专业创作员，被誉为“中国动物小说大王”。小说《圣火》获1990年世界儿童文学和平奖。《第七条猎狗》获中国作协首届儿童文学作品奖。《一只猎雕的遭遇》获中国作协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 《斑羚飞渡》一文荣获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台湾儿童文学学会、《民生报》、《国语日报》、《儿童日报》、《幼师少年月刊》
主要作品及简介：
《第七条猎狗》，小说集。1985年1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字数8万，印数112000。共收作者8个短篇，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为背景，讲述人与动物的恩恩怨怨。
《退役军犬黄狐》，中篇小说。1988年6月由云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字数5万，印数3000。立过战功的军犬黄狐被宣布退役了，它向往战斗生活，偷偷溜回哨所前线，在收复者阴山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一只猎雕的遭遇》，长篇小说。1990年10月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字数16万，印数5000。一只猎雕，被主人抛弃，先当诱雕诱骗同类，又当种雕传宗接代，最后逃离人类，在弱肉强食的丛林里奋斗拼搏。
《狼王梦》，长篇小说。1990年11月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字数10万，印数40000。荒原群狼，雪山金雕。用狼血写就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动物小说。
《猎狐》，中篇小说。1991年2月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字数9万，印数10000。该书是作者的少年小说集。描写八十年代少年的追求和苦恼，反映他们身上传统道德观念同现代意识之间的摩擦和碰撞。
《盲孩与弃狗》，长篇小说。1992年3月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字数15万，印数1600。一位在边疆插队的女知青为了返城，抛下男婴。男孩长大后，双目失明，在一条被抛弃的狗的帮助下到昆明寻找母亲。
《沈石溪动物小说自选集》，小说集。1992年6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字数25万，印数3000。共收作者16篇中短篇动物小说，描写16中野生动物的生态习性。
《圣火——沈石溪获奖作品集》，小说集。1992年8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字数20万，印数3000。收录作者1980年——1991年儿童文学和 *** 学所有获奖小说，共12个中短篇，其中有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战争与女人》。
《老鹿王哈克》，小说集。由台北国际少年村出版。字数13万，印数3000。收录作者6个动物中篇小说，以动物视角观察生命世界，跳出人与动物恩怨圈，展示没有人类参与的动物世界的生存状。
《残狼灰满》，中篇小说。1994年9月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字数7万，印数10000。大公狼灰满的两条腿残了，但它不甘沉沦，向往着曾经属于它的狼酋宝座，终于有一天，狼群中出现了罕见的双体狼。
《象王泪》，小说集。1994年10月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字数14万，印数10300。这是一部由3个中篇连缀而成的写大象生活的长卷，展示野生象群的生存奥妙。
《红奶羊》，长篇小说。1994年12月由天津新蕾出版社出版。字数15万，印数11000。母狼蓓蓓难产死了，公狼黑电捉到一只红奶羊来充当奶妈抚育狼崽，吃羊奶长大的狼崽长成一个会学羊叫的怪狼。
《再被狐狸骗一次》，小说集。1995年11月由台北《民生报》出版公司出版。字数7万，印数4000。收录作者9个短篇小说。以知青为视角，在乡村艰苦生活中，人与动物互相慰藉，互相依存。
《保姆蟒》，小说集。1995年12月由台北《民生报》出版公司出版。字数7万，印数4000。收录作者9个短篇小说。西双版纳密林中，“知青”出身的猎人所写的狩猎笔记，紧张、 *** 、生动、有趣。
《疯羊血顶儿》，长篇小说。1995年12月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字数14万，印数10000。它一出生就目睹母羊被狼咬死，母羊血溅在它的额头，因此起名血顶儿。它伺机找狼复仇，却被羊群视为疯羊。
《混血豺王》，长篇小说。1996年1月由天津新蕾出版社出版。字数28万，印数9000。猎狗洛嘎在追猎中和母豺达维娅结合，生下混血豺白眉儿。虽有狗与豺的杂交优势，却无法在豺群和人类社会立足。
《野猪囚犯》，小说集。1996年8月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字数19万，印数5000。共收录作者15篇作品。为该社编辑“新时期儿童文学名家作品选”中的一本。
《沈石溪动物故事系列》，小说集。1996年9月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字数40万，印数10000。共收录作者25个中短篇动物故事，分4卷出版，每卷10万字，除总书名外，每卷各用一篇作品名为书名。
《沈石溪动物小说文集》，文集。1997年7月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共10卷。字数180万，印数10000。共收录作者从1980年至1997年全年动物小说。总书名外，每卷各有一书名。
《狼妻》，中篇小说。1997年9月由台北国语日报出版中心出版。字数7万，印数4000。动物学家历险故事系列之一，收录作者4个短篇，揭示野生动物生态习性，破译野生动物行为密码，扣问生命的终极意义。
《牧羊犬阿甲》，小说集。1997年10月由台湾光复书局出版。字数8万，印数2000。共收录作者23篇作品。风格类似随笔，记述原始森林各种动物的生存状态。
《豺狼拥抱》，小说集。1998年2月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字数13万，印数5300。共收录作者3部中篇小说。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不同种类的动物之间互相倾轧而又互相依傍共渡难关。
《当保姆的蟒蛇》，小说集。1998年7月由天津新蕾出版社出版。字数6万，印数3000。收录10个短篇小说，以之一人称的手法，将人和动物放在同一档次来考察，描写人与动物复杂多变的感情纠葛。
《鸟奴》，中篇小说。1998年12月由台北国语日报出版中心出版。字数6万，印数2000。动物学家历险故事系列之一，一对鹩哥为了躲避毒蛇侵袭，给天敌雕做奴隶，在屈辱中求生。
《沈石溪动物小说获奖作品集》，小说集。1998年12月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共3卷。字数47万，印数5000。收录自1980年至今重要作品。
台湾地理，台湾和福建在古代是连为一体的吗
史前时期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地理联系，并非像现在这样一片汪洋。在台湾与大陆的海峡之间，曾经有遇“陆桥”，这座陆桥，就是学术界所称的“东山陆桥”。漳州地区就是大陆与台湾史前文明联系的最近要点。
尤玉柱教授主编的《漳州史前文化》一书指出：“福建和台湾两省，隔海相望，史前时期两地就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是由于它们有着相同的地理条件、相同的地质条件、史前时期多次连为一体，以及远古人类通过陆桥频繁来往诸因素所决定的。”“闽台之间早期人类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主要是通过‘东山陆桥’完成的。”
有关的海洋地质资料表明：台湾属于闽台半岛华夏古陆的一部分，从福建沿海到台湾岛，在史前时期多次成陆地而连为一体。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和冰期影响，最迟在第三纪上新世时，台湾和沿海岛屿曾与大陆相连。早更新世前期，由于地壳上升和气候变冷，沿海地区发生海退，海岸线向海洋推进，这时，台湾海峡海底露出水面，构成广阔的大陆架平原，台湾岛和福建沿海岛屿成了大陆的一部分。早更新世后期，气候转暖，海面上升，这时海水进入台湾海峡，台湾与大陆分开。中更新世前期，又一次地壳上升和气温降低，发生海退，台湾舆大陆再度相连。此后，地球气候时暖时冷，海面时升时降，台湾与大陆的连接和分开交替出现。末次冰期结束后，台湾与大陆之间才由一弯海峡相连至今。
在末次冰期的最盛阶段，约距今一万六千年前后，漳州地区的沿海地带曾出现一次较大海退。据有关学者研究，这次海退海平面比今约低一百一十公尺，是距今四万年以来海平面降到更低的一次。当海平面降低的时候，远古人便沿着露出水面的海峡陆地进入台湾。可是台湾海峡南北长达三百公里，哪个地段是最理想最便捷的由西至东的迁徙路线呢?这只要弄清台湾海峡海底地貌便可明了。海峡北端，从闽江口至淡水距离仅二百公里，但由于海峡海底地貌是由南口逐渐向东北倾斜，到闽江口至淡水一线，地势越来越低，水越来越深，“即使在冰期阶段海水面下降，也难成为干地，而是一片广阔的沼泽低地”，难以通过。海峡西南端，从广东南澳岛至高雄距离三百公里，路程偏远，也非理想之途。而从东山经澎湖到台南，有一片由更新世至全新世不同时期陆相沉积层形成的台地，成为南海水域和东海海盆的分水岭。这条分水岭，就是现今水深约四十米，最浅处仅十米，由西至东横亘海峡的浅滩——“东山陆桥”。据林观得教授著《台湾海峡海底地貌的探讨》，现在东山陆桥在海平面之下四、五十米，几万年之前，古海面降至海平面以下一百三十米，东山陆桥那时露出海面九十米。这便是古时连通闽台的文明之桥。
“东山陆桥”的西端，漳州地区的漳浦、云霄、东山、诏安沿海一带，很可能就是远古时期人类经“东山陆桥”进入台湾的出发地。当陆桥成为陆地期间，陆桥上树木丛生，河流交错，许多古动物如野牛、古鹿、剑齿象、犀牛等，便成群结队通过陆桥进入台湾。古人类也沿着陆桥，手持石器，呼喊着飞奔进入台湾。当他们在台湾找到宽敞的洞穴，捕猎到美妙的野味，采摘到香甜的野果时，便在那里定居繁衍了。这就是台湾最早的居民。
近些年来，台湾海峡及其沿岸的考古发现，一再证实“东山陆桥”的存在。两岸学者曾在海峡底沉积中，找到古岸线标志、从陆架上流遇的古河道、淡水和陆生淡水生古生物种子标本等，为研究海峡曾是陆地提供了文物依据。特别是源自东山陆桥的“东山人”化石和地质时期中、晚更新世动物化石，以及漳州石器的考古发现，对于进一步肯定“东山陆桥”的学术观点，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尤玉柱教授在关于“东山陆桥”的学术著述中说：“‘东山陆桥’这个隆起地带，只要更新世时期气候稍为变冷，就会露出为陆地。因此，‘东山陆桥’就成为史前时期人类往来闽台之间的必经之地。漳州地区石制品和人骨化石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东山陆桥’在闽台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也证实了漳州地区在人类迁往台湾过程中所起的桥头堡作用。”
台湾本岛的考古发现，也有力地证实“东山陆桥”的存在。在台湾的第四纪地层中，曾发掘许多哺乳动物化石，如东方剑齿象、剑齿虎、中国犀、古鹿、野牛、野猪等化石。这些都是同时期古漳州一带乃至华南地区常见的古动物。台湾的六十四种兽类、各种淡水鱼类、植物类，大多与大陆同谱系区系。这些都说明台湾和大陆本为同一古陆，本有陆地相通，动植物本是生存活动于同一圈层。“东山陆桥”正是古动物古植物跨越海峡的通途。台湾臧振华教授在关于台湾、澎湖史前文明考古报告中说，在迄今四至五千年期间，台湾海峡出现海退期，又露出陆桥，陆桥“上面有浅滩、沼泽及河流……这时候台湾海峡上的人群活动颇为频繁。澎湖、台湾，和大陆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之间经常有着交易往来。”台南垦丁文化遗址发掘的陶片上，发现有稻谷印痕，说明这一时期大陆的稻作农业文明，已随移民传入台湾。
对于“东山陆桥”的存在，世代以海为田，靠海吃海的东山渔民也深信不疑。闽南民间有古谚语说：“沉东京，浮福建”。东山、诏安和广东南澳流行古谚云：“沉东京，浮南澳。”就是指海平面升降，台湾海峡的陆桥升为陆地和没入海中交替出现的自然现象。东山渔民常年在海上捕鱼作业，深知东山至澎湖海底的深浅。他们偶尔从这一带浅滩上网起各种动物遗骨化石，包括人类骨头化石，以及表面附着海生软体动物外壳的陶瓷器，确信古时东京城就在这里沉陷，当然不会想到这里就是台湾海峡海底地貌上的一条狭长台地。按照渔民“遇骨收埋”和泛神崇拜的传承风俗，捞到骨头不能丢进海里，必须带回陆地收埋。东山铜陵镇东北面有一座专门收藏无主尸骨、祭祀孤魂野鬼的“万福宫”。据东山县博物馆陈立群调查，“万福宫”有好几座骨骸仓库。仓库几乎埋于地下，地面留一小门，仓满后即用泥土封闭。仓库里收藏着不少动物遗骨化石，有大象、水鹿、山羊、熊等。由此不难看出，“东山陆桥”确实存在；也可以推测，当古时“东山陆桥”露出海面时，人类和动物来往其上的景象。下面两幅由尤玉柱教授绘制的“东山陆桥”示意图和早期人类迁徙路线示意图，对于我们了解古时“东山陆桥”人类活动情况，或许会更直观些。
尤玉柱教授特别指出，大约在北回归线至北纬二十五度之间，有一条人类化石和石器地点的密集带。“这个密集带西起云南元谋，经贵州、广西、广东到福建，然后越过台湾海峡抵达台湾岛。”“早期人类以漳州地区的东山作为出发点，沿着东山陆桥这个浅滩，经澎湖列岛到达台湾岛的台南。”
二、“漳州人”与“东山人”
台湾岛内最早的人类，目前已知是距今二至三万年前的“左镇人”。“左镇人”化石自一九七0年首次发现以来，迄今已采集到颅骨碎块七块，牙齿二枚。经考古鉴定，首次采集到的标本，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子的一块右侧顶骨化石。其生活年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由于台湾岛内没有比“左镇人”更早的古人类化石，更没有古猿化石发现，所以可以肯定“左镇人”是外来的。“左镇人”来自何方?
台湾东侧，海底坡度以一比十急降，离岸二十公里处的海深达四千米。台湾距离世界其它大陆的海面，远远超过到中国大陆的距离。即使在大冰期海面下降百多米，台湾东侧仍是深不可测的太平洋。二至三万年前的人类绝不可能跨越它。所以，“左镇人”的唯一来路是大陆。有关专家认为，福建当是“左镇人”由大陆迁徙台湾的必经之地，漳州地区应是史前人类通往台湾的出发地。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0年，漳州地区分别发现属于旧石器晚期的人类化石“东山人”和“漳州人”，为有关古人类途经福建进入台湾的推断，提供了科学根据。
“漳州人”为一左侧胫骨化石，是漳州市文化局曾五岳先生在漳州市北郊采集到的。长一百三十一毫米，呈浅棕褐色，从胫骨较为粗大的特点看，可能属男性成年个体，绝对年代距今一万年左右。“东山人”系一右侧肱骨化石，是东山县博物馆孙英龙先生等收集到的。长五十七点九毫米，呈浅灰色。绝对年代约距今一万年左右。从断面上观察肱骨体后面的骨壁，可见一层黑色物质，说明化石埋藏于海底时，地层中的锰质侵入骨体。在肱骨体前外侧面与前内侧面交界的部位，保留有海生软件动物附着的痕迹，说明化石出自海底。经过漫长的海底埋藏，化石才被东山渔民打捞出海，埋于东山铜陵镇，一九八七年华福酒店施工中挖掘出土。此外，在福建境内发现的人类化石，是距今一万年的清流县狐狸洞人类牙齿化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认为，漳州地区人类化石的发现，对福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漳州人”、“东山人”的绝对年代比“左镇人”少一万多年，然而考古学、地质学、人类学、形态学的研究证明。“左镇人”的祖籍故土是在闽地，和“漳州人”、“东山人”是同祖共脉的族亲。考古学研究成果说明，我国华南是史前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漳州境内从龙海、漳浦到东山、云霄、诏安，六百多公里的海岸线，正好是这一地带的东延部分，冰川时期与台湾陆路相通。在出土“漳州人”化石的漳州北郊，已发现距今四至八万年，属地质时代晚更新世中期的石器， *** 石器的主人还有待人们去发掘。台湾“左镇人”和长滨文化的绝对年代均在一至三万年前台湾海峡处于冰期陆桥时代。台湾考古人类学教授宋文熏先生曾经做出台湾旧石器文化“一定是经由华南传进的”推断。漳州石器、“漳州人”和“东山人”等一系列重要发现，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实物左证。漳州北郊出土的凸刃刮削器，外形为椭圆之半，弧形边缘均有由腹面向背面和背面向腹面的加工痕迹。整个器型与刃缘相对的另一侧边厚，而向刃处逐渐变薄，酷似一楔形。台湾“长滨文化”中也有这种楔形石器，加工工艺如出一辙。特别是一些用较厚的小石片为素材加工的石器，更与“漳州文化”中的舟形石器相似。
根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振标先生对漳州地区更新世晚期自然生态环境的研究，漳州靠近北回归线，大约在四万年以来，我国南方地区呈现比较一致的生态环境，故有相同的哺乳动物群落。哺乳动物化石的组合表明，在更新世晚期，现在的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浙江这一广阔地域的自然生态环境基本相似，即影响这一地域人类体质发育的生态环境基本相似。因此，有理由推测福建的“清流人”、“漳州人”，广西的“柳江人”，浙江的“建德人”和台湾的“左镇人”等等长江以南地区的晚期智人，在体质特征上基本相似，同属一个体征类型。
“漳州人”、“东山人”与“左镇人”，同属一个人种——蒙古人种，人种特征同归南部地区类型。据有关资料分析，远古人类进入福建境内，大约在早期智人阶段，即距今约二十万年前。最早进入漳州境内的早期智人，可能是由广东东部沿海丘陵地带东向迁徙而来的，并经漫长的岁月在漳州发展了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化，保持了我国南部地区类型人种的体征。以下是张振标先生根据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体征概况的分析，对“漳州人”、“东山人”人种特征的描绘：
他们的头偏长且中等宽，整个头形呈卵圆；从侧面观，眉脊较明显、两眉脊间较肥厚、颧弓较细弱、颧骨较粗壮且前突、额骨较倾斜、上颌齿槽部较前突(含颌型)；从前面观，面部较短而宽、眼眶较低矮、鼻部略宽短、鼻梁稍凹陷等等，与“柳江人”、“左镇人”的容貌基本相似。
台湾的史前文化源于福建。从理论上讲，漳州境内应该有比“左镇人”更早的人类化石。我们有理由相信，漳州地区会有更多的人类化石和更丰富的旧石器文化遗存的发现，会为人们展示更多的史前闽台人员往来和文化渊源的考古资料。
三、新石器文化遗址
距今约七、八千年前，我国母系氏族公社进入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即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漳州和台湾相继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表明，这个时期(约距今三至七千年)九龙江流域及其沿海地区和台湾岛内文化已非常发达，而且有很多相似的特征。
漳州目前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共五处，即漳州市郊的覆船山、龙海的万宝山、漳浦的香山，东山的大帽山和诏安的腊州山等。台湾已知的有五处：台北市圆山、台北县大坌坑、台东县卑南巨石、高雄县凤鼻头和澎湖良文港。
据考证，台湾海峡在末次冰期结束后，由于全球性气候转暖，从距今八千五百年至一千二百年，至少发生六次海侵。每一次海侵，都导致古海面升高，海岸线变迁。这必然对漳台沿海地区人类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漳州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属贝丘遗址，而且都在滨海、江河下游或漳州平原的小丘上。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时代漳州的地理条件、经济形态和文化面貌。
“贝丘”，又称“贝冢”，是古代人类以采拾软件贝类和捕鱼为生的一种原始文化遗存。漳州郊区的覆船山遗址，文化堆积层几乎由单纯的淡水贝类河蚬及少量淡水螺壳构成，遗物有陶片、贝壳、兽骨和石器等。这里高出九龙江河床三十米，为漳州平原九龙江边一小孤丘，因形似覆船而得名。古人择此为聚落居址，依山面江，捕鱼捞贝为生，自有道理。诏安的腊州山遗址，三面环海，遗物以海生贝壳为主，共二十二种，而且多为潮间带底栖类动物，反映了采贝是该遗址主人的主要经济活动。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石器和陶片。石器以石锛为主，石斧、箭镞少见。这种石器组合适合于渔猎为主的经济生活。东山的大帽山遗址，西北为高耸的大帽山主峰，东临宽阔的乌礁湾。遗址长二十四米，宽约二十米，文化层由贝壳堆积而成。遗物以贝壳最丰富，另有陶片、石器和脊椎动物遗骨等。经对贝壳壳体的初步鉴定，有海生贝类二十四种，海生蔓足类三种。这些海产，绝大多数生活在潮间带的岩石、石缝中或泥沙滩里，说明当时居民的捞贝技术很发达。遗址的主人生活在距今四千年前后，正是全新世第四次海侵的高峰期。从发现的鹿、羊、猪和鱼类遗骨看，狩猎和捕鱼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龙海的万宝山遗址，为平原上突起的山丘，距九龙江四公里，离海岸十五公里。文化层几乎由大牡蛎壳和螺壳组成，遗物有陶片、石器等。牡蛎一般生活于潮间带中、下区岩石上，说明这里曾有浅海存在。漳浦的香山遗址，西连丘陵地，东为低级的滨海平原。遗物有海生贝壳及陶片、石器等。从出土的贝壳看，螺、蛤、蚶和牡蛎，都是遗址主人的重要食物来源。
台湾的新石器遗址，同样具有鲜明的贝丘文化特色。尤以圆山文化和大坌坑文化更显著。据考古证明，距今四千年左右，基隆河下游的台北盆地和淡水河、新店溪下游沿岸，就有相当数量的人类。他们以捕鱼、捞贝和狩猎为业，遗留下大量的贝壳和骨器。圆山文化地处基隆河南岸，贝冢文化层分布于遗址的西坡，厚达三至四米。遗物有蚬、螺、蛤、蚶等海产贝壳和石锛、石斧、网坠等石器。陶器有捺点纹、绳纹、网纹、圈纹红陶和彩陶。从石器和陶器的形制看，捕鱼捞贝是当时居民的主要经济活动。所以，圆山文化又被台湾考古学家称为“圆山贝冢”。大坌坑文化位于观音山西北麓，淡水河口南岸。遗址分三层，中间一层实为圆山贝丘文化层。出土文物有陶器、石器等，为新石器中晚期文化。
我国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是从制造和使用磨制的新石器开始的。漳州发现的五处贝丘遗址和台湾的圆山文化、大坌坑文化遗址，都留下石锛、石箭、石球、石饼、石斧等石器。这与滨海地区渔猎为主的经济生活需要是相吻合的。这些石器多以硬度不高的细砂岩磨制，工艺比较粗糙，形制大致相似，器体普遍较小，具有古时沿海的地方风格。
制陶是新石器文化的特征之一。其主要代表是黑陶、彩陶和印纹陶。漳州和台湾的新石器遗址，都有陶器发现，而且颇有特色，说明当时制陶技术比较发达。覆船山的夹砂红陶和夹砂灰陶，有素面，也有曲线贝齿纹、篮纹等纹饰。范雪春在《漳州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一文中认为：覆船山“陶器上的贝齿纹，与平潭壳坻头遗址和台湾大坌坑文化所出陶器上的贝齿纹极为相似，压印的 *** 也相同。仅以陶器的特征看，覆船山遗址的文化内涵可能与平潭壳丘头、金门富国墩和台湾大坌坑文化的年代相当。”腊州山遗址的制陶业，比覆船山遗址的制陶业明显进步。“陶器上普遍使用的刻划纹或指甲纹和贝齿纹，应该是从覆船山、富国墩等文化吸收继承发展来的结果。”大帽山遗址的陶业，有一种器壁很薄的器具，烧制工艺很考究，酷似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陶器。有关龙山文化由北向南发展的文化事象，台湾著名学者张光直教授称之为“龙山形成期”。龙山文化对台湾海峡地区新石器文化影响的程度，引起了两岸学者的兴趣和关注。
近年，随着对台湾海峡地区新石器时代陶文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将眼光放到了对该地区诸文化相互影响和交流的探讨上。范雪春的研究认为：覆船山陶文化，“与富国墩、壳丘头，甚至台湾的大坌坑类型文化十分相似，很可能是同一个人文化圈里的不同地方相……如果说覆船山与壳丘头、富国墩以及台湾大坌坑文化之关系，是属于同一个文化圈里的不同地方相，那么这一文化类型的发源地，很可能在九龙江下游及沿海地区，而它的祖先则是‘漳州文化’。”
尤其是在澎湖良文港遗址，出土了绳纹土器片、赤色无纹土器片、硬质砂岩石斧断片、砂岩磨制石器、彩陶器片及兽骨等文物，使陶器文化从大陆出发，经澎湖而传入台湾的论断，再次得到证实。正如日本学者鹿野忠雄在《台湾先史时代之文化层》一书中所云：“绳纹陶器，是从亚洲大陆直接传入台湾，而非自南方岛屿传入者。”台湾林再复教授也说：“吾人可以相信，我国大陆绳纹土器文化与澎湖绳纹土器文化、台湾绳纹土器文化原属于一体。更可推想，我国大陆本土与澎湖、台湾西海岸三地间，在古代已有交通关系。并且澎湖因地理形势，必先传播我国大陆文化，然后再东传进入台湾。”
福建为什么叫“闽”?
因境内有福州、建州两府，各取其首字而得名。
周代以后，这方水土的名称历经变易。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福建经略使才开始出现福建。福建自古称“闽”，“闽”的意义就是门内供着一条蛇。
谢氏来源
谢姓主要有两个来源：任姓和姜姓。传说中任姓谢氏至少已有3500年的历史了，在“夏商周”三代之际几乎湮灭。姜姓谢氏已有2800年的历史了，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金华东西谢营村，尊奉炎帝（姜姓）第六十三世申伯（西周末年）为得姓始祖。
谢姓最早活跃于河南南部。楚人灭申并迁谢姓族人于淮河上游，从此，谢姓族人开始了南迁的历程，春秋时期，谢姓已经迁到山东、湖北、湖南等地。战国时，扩展到四川和贵州并汇容到当地的少数民族。汉晋时谢姓已播迁到陕西、云南、贵州、江西、浙江等地。
三国至南北朝时，谢姓家族成了天下最著名的家族之一。唐朝时，谢姓始入福建。到明朝开始进入广东，并且发展到台湾，成为东南地区的名氏大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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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姓，发源于河南，申被楚灭后，楚把谢姓人一部迁到淮河上、中游一带，后又把其中部分再迁到今湖北武当山东南的荆山，楚国亡后，谢姓一部南迁潇水流域，一部入重庆涪陵。
汉魏时期，原潇水谢姓的谢夷吾发迹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一带，后裔谢嫁女于孙权，使自己的家族变为皇亲国戚；而中原的谢缵与其子孙均显贵于曹魏。
两晋南北朝时期，以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谢衡为代表的谢姓人（谢缵后裔）从北方渡江南下，东山会稽派始祖谢衡迁会稽始宁，其子谢鲲迁豫章（今江西省南昌），谢鲲弟谢褒，因担任会稽郯县令而迁居郯县（今浙江省嵊县）。
这支谢姓显贵于东晋南朝，侨居于江浙三吴，以谢安、谢石、谢玄、谢琰为代表，并且使得原分为南北的谢姓获得了新的交流，同时阳夏还有一支谢姓迁康乐（今江西省万载县东），又有谢姓北上西迁至陕西冯翊郡，南迁居四川成都、彭水、云南永昌一带。
隋唐五代时期的谢姓在以前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发展，其中谢夷吾和谢缵的后代都在东南沿海地区或中原一带进一步繁衍播迁，唐僖宗时，谢衡后人中还有一支迁江西宁都。宋时，有会稽山阴谢夷吾之后迁居福建长乐，以及嵊县、上虞等地。
至元明清时，南方各省的谢姓人，发展势头远远超过北方，并诞生了许多知名人物和著名家庭，江西宁都的谢新（谢衡后裔）随文天祥收复梅州后，任梅州令，谢新之子谢天佑，定居梅州福乡，成为谢姓在闽、粤之地的开基始祖。
谢姓入台，始于明末，同时也有谢姓人迁吕宋（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清同治年间，有广东南海丹山的谢姓迁美国旧金山……，至此，谢姓人广布全国各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谢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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